国民党的原罪
如果把国民党看作公司的话,它的使命和经历的 4 轮融资既成就了它,也埋下了失败的种子。
毫无疑问,国民党在建党之初是有理想的。但它纲领中的“平均地权”注定了它会以暴力形势侵犯一部分人的财产权。这一基于“结果平等”理念上的纲领违反了私有制的经济常识,也导致了它无法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同。“自由”的概念是清晰的,比如买卖地产,处置地产的自由等等。而“平均”或者“平等”这一概念是模糊的,激进的平等可以像共产党一样搞人民公社,平和的平等可以像国民党一样由国家收买部分土地并限制地价。这一概念的模糊必然导致理论和行动上的分歧,也为权力留下了很大腐败运作的空间。
第一次融资:苏俄
联俄容共引入了上千万的苏俄资金和武器,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,也为日后共产党的渗透瓦解埋下了伏笔。
第二次融资:江南财阀
蒋介石在意识到苏俄资金的威胁之后,积极寻找新的投资人。他通过地缘关系找到了以宁波商人为首的江南财阀,并通过画大饼的方式圈了大量资金和人员的支持。然而他为了短期利益,不惜背叛金主,打压商会自由,抢夺商人财产,解散上海商业联合会,以革命需要为借口破坏了私有制和社会契约,失去了商会的全力支持。
第三次融资:民族主义
国民党在基本控制中国后,大力推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,俨然成为了“中华民族”的利益代表。原定计划中的“军政”,“训政”,“宪政”三部曲也始终卡在了前两部。国民党刻意经营了“大中华”的民族主义概念,使得人民暂时忽略了其没有真正法治的问题,而聚焦于“民族工业建设”和“民族富强”这两块大饼。最后,因为民族主义极端化加速了和日本的关系恶化,导致了深重的民族灾难。
第四次融资:欧美
通过宋,孔家族和二战盟军的关系,国民党取得了大量欧美的资金,技术,和人员支持,使得其声望在二战胜利之后空前高涨。然而,过于依赖于理念不同,支持不够坚定的外部大股东也是有很大风险的。在国共内战时期,欧美这个大股东因为自身的利益和决策失误,导致国民党周转不灵轰然倒塌。
如果说从国民党的历史中能学到什么的话,首先是融资需要谨慎,要好好选择股东。
要选正义有道德的投资人(而不是苏俄这样的暴发户)
要回馈好的投资人(而不是像对江南财阀一样恩将仇报)
要始终坚持公司的原则(而不是以过渡或者时机不成熟为借口推迟宪政)
要平衡好股东撤资的风险(而不是像美国取消支持之后一筹莫展)